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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哲學] 埃里希·弗罗姆:《逃避自由》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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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群长老椽笔

    发表于 2016-1-6 21:09: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逃避自由》节选

    埃里希·弗罗姆

    刘林梅/译

    意识到自己作为个体而存在,就是自由的开始。

    在我们讨论主题——现代人的自由意味着什么,他为什么又是如何逃避它的之前,我们必须先探讨一个看似与现实不相干的概念。然而它恰恰是理解对现代社会的自由分析的必要前提。我所谓的概念是:自由是人存在的特征,而且,其含义随人把自身作为一个独立和分离的存在物加以认识和理解的程度不同而有所变化。
    人类的社会历史始于他在与自然世界的一体状态中,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与周围的自然及人相分离的实体之时。不过,这种意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非常朦胧的。人继续与他赖以发生的自然及社会世界保持密切联系;尽管他部分地意识到自己是个独立实体,但他还认为自己是周围世界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称这个个人日益从原始纽带中脱颖而出的过程为“个体化“。它似乎在现代历史上从宗教改革至今的几个世纪达到巅峰。
    在个人的生命历史中,我们发现了同样的过程。儿童出生后便断绝了与母亲的一体化状态,成为与之完全分离的生物实体。然而,尽管生物上的分离是个人存在的开始,但在功能上,儿童在相当时期内仍与母亲一体。
    形象地说,在个人完全切断束缚他进入外面世界的“脐带“之前,他无自由可言;但这些组带给了他安全,使他有归属感,他感到生命的根。我想称这些先于个体化进程而存在,并导致个人完全出现的纽带为”始发纽带“。它们是器质性的,因为它们是常人发展的一部分它们意味着缺乏个体性,但同时又赋予个人以安全和导向,它们是联结母与子、原始共同体成员与其部落及自然或中世纪人与教会及其社会阶级的纽带。一旦个体化全部完成,个人从这些始发纽带中解放出来,他又面临新的任务他必须自我定位,在这个世界上扎下根,寻找不同于其前个体存在状态所具有的更安全的保护方式。此时的自由含义也与以往不同,这里有必要停下来,更具体地讨论它与个人及社会发展的联系,以理清这些概念。
    由胚胎到真正的人的相对突然转变,还有连结母子的脐带被割断,标志着婴儿独立于母体。但这种独立只是粗浅意义上两个身体的分离。从功能上讲,婴儿仍是母亲的一部分,他在养护等每个重要方面都受到母亲的照料。孩子逐渐认识到母亲与其他实体一样与己有别,此过程的一个方面是孩子的神经及身体的全面发展,它理解并把握物质或精神对象能力的提高。它在个人的活动中体验外面的世界,教育进一步深化个体化进程,某些挫折与禁忌杂陈其间,它改变了母亲的地位,使她与孩子的目标相异,与孩子的愿望发生冲突,还经常受到孩子的敌视,成为危险人物。这种对立虽非教育过程的全部,但却是一个部分,是加深“我”与“你”之间差别的重要因素。
    孩子出生几个月后方能辨认另一个人,方能报以微笑,几年后方能不再将自己同宇宙混为一谈。那时,他方体现出儿童特有的典型的自我中心,但这并不排除他喜欢别人,对别人感兴趣,因为他尚未明确体会到“别人”真的与他不同。同样,儿童在最初的这些年里依赖权威也与后来的依赖权威含义不同。无论父母亦或任何其他权威,那非本质上独立的实体;他们仍是儿童宇宙的一部分,而这个宇宙仍是儿童的一部分;因此,服从他们与两个个人完全分离时的那种服从有本质区别。
    R.休斯在《牙买加的劲风》一书中,淋漓尽致地描述了一位10岁儿童个体意识的突然苏醒。
    接着,一件对埃米莉至关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她突然意识到她是谁了。没人知道它为什么不在5年前或5年后再发生;更没人晓得为什么偏偏在那个下午。她正在船头起锚机后面的右角落里玩做家务的游戏(把一个制链钩放在起锚机上当门把手),玩腻了后,就漫无目的地到处闲逛,胡思乱想着蜜蜂和美丽的仙女。突然,一个念头划过脑海,她意识到她是她。她定神凝望,开始打量自己的身体,她能看到的并不多,只有自己长外衣的前面和双手;但这已足够了,她对突然意识到属于自己的幼小身躯有了一个粗略的印象。
    她开始非常自嘲地放声大笑起来,她想:“嗨!想想你自己,在所有人中,偏偏长成这个样子,现在,你是无法摆脱这个样子了,但这个样子不会保持很长时间的:你会从儿童成为成人,再变成老人,然后,你就扔掉这套鬼把戏!”
    为了不打断这个至关重要的时刻,她开始攀登绳索横梯,朝桅顶上的高架爬去。然而,她每动一下手和脚,这个简单的动作都撞击着她,使她真真惊喜,惊奇地发现它们是那么协调地服从自己。当然,记忆告诉她,这一向如此;但以往她从未发现这如此令人惊讶。坐在高架上,她开始全神贯注地审视自己手上的肌肤;因为它是她的。她解开大衣,露出一只肩膀,朝大衣里窥视了一下,确信与衣服里面的部分互为一体后,她耸起肩膀,用它去触摸面颊。脸颊与温润的肩头相触,使她有一种舒畅的快感,就像某位朋友的爱抚,但她分不清这种感觉来自面颊还是肩头,更不清楚谁是爱抚者,谁是被爱抚者。
    一旦完全确信她现在就是埃米莉·巴斯一索恩顿(她不清楚为什么要加入“现在”一词,因为以前她确实不能想象自己会有是别人之类的怪念头)这个惊人的事实后,她就开始严肃地思考它的含义。
    儿童的年龄越大,达到断绝始发纽带的程度越高,他渴望自由与独立的愿望就越强烈。但是,我们只有认识到日益加剧的个体化进程的辩证特征,才能充分理解这个愿望的命运。
    此进程有两个方面:一是儿童在肉体情感和精神上越发强壮,各方面的强度和活动都在增加。在个人意志和理性的引导下,有组织的结构发展起来。如果我们把这个有组织完整的整个人格称为自我,也可以称个体化进程日益加剧的一方面为自我力量的增长。个体化增长与自我的局限部分地受制于个人的条件,但主要受制于社会条件。因为,虽然个人之间这方面的差异很大,但每个社会的个体化水平程度是有一定限度的,一般的正常个人无法逾越。
    个体化进程的另一方面是孤独日益加深。始发纽带提供了安全保护,以及与外面世界连为一体的基本条件。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儿童意识到自己在赖以发生的世界里的孤独状态,意识到自己是与别人分离的个体。个人独立存在,与世界分离;与世界相比,个人觉得世界强大无比,能压倒一切,而且危险重重,由此,他产生一种无能为力感和焦虑感。只要个人还是那个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还没意识到个人行动的可能性和责任,他就用不着害怕。一旦成为一个个人,他就形只影单,只能独自面对世界各方面的危险和强大压力。
    于是,为了克服孤独与无能为力感,个人便产生了放弃个性(individuality)的冲动,要把自己完全消融在外面的世界里。然而,这些冲动与由此而生的新纽带及自我增长进程中切断的始发纽带并不是一回事。正如儿童永远无法在肉体上返回母亲的子宫里,同样,个体化进程在物质上也是不能重复的。此类企图必然带有臣服特征,其中权威与臣服于它的儿童之间的基本冲突永远不会消除。儿童可能在意识上感到安全和满足,但在潜意识里,他却认识到其代价便是放弃力量与自我完整。因此,臣服的结果是物极必反:既加剧了儿童的不安全感,同时又制造了敌视与叛逆情绪。
    然而,臣服并非避免孤独和焦虑的惟一方式。还有另外一种,这是惟一一种良性的不以无休止的冲突而告终的方式,即,与人和自然的自发联系。它把个人与世界联系起来,但并没有毁灭其个性,这类联系的本质体现就是爱与劳动,它植根于全部人格的完整与力量中,因而也受自我增长中存在的局限限制。
    我们将在后面详细讨论个体化进程日益增长带来的两个可能结果,臣服与自发活动问题;这里我只想指出日益加剧的个体化和个人自由辩证过程的总体规律。儿童更加自由地(free to)发展并表达个人自我,不受那些束缚纽带的限制但同时也越来越远离(freefrom)为他提供安全并树立信心的世界。个体化进程是一个力量增长和个人人格不断完善的过程,但同时又是一个丧失与别人共有的原始共同性,其中儿童与他人越来越分离的过程。这种日益加剧的分离可能导致寂寞的孤立,产生紧张的焦虑和不安全感,如果儿童能够发展内心的力量和创造力的话,也有可能与他人建立一种新的密切而又休戚相关的关系。发展内心的力量和创造力是与世界建立新型关系的前提。
    如果分离和个体化进程的每一步都伴随着相应的自我增长,那么儿童的发展便和谐了。然而,事实却非如此。在个体化进程自发进行的同时,一些个人及社会的原因却妨碍了自我的增长。这两个趋势间巨大差异的结果是人产生一种无法忍受的孤立与无能为力感,还导致心理逃避机制的产生,也就是后面所说的逃避机制。
    从动植物种类演化角度看,人类历史的特点也可以说是一个个体化和自由不断加深的过程。人走出前人类舞台,就标志着迈出了摆脱强制本能的束缚,谋求自由的第一步,如果我们清楚本能上有一种受先天神经结构网络决定的特殊行为模式,我们就能在动物王国发现一种清晰的趋势,动物发展程度越低,它对自然的适应能力就越强,它的所有活动便越受本能和反射行为机制的控制,某些昆虫的社会化组织都完全是本能使然。相反,动物的发展程度越高,它的行为模式的灵活性就越大,出生时的结构调整功能就越不完整,人就是这种发展的顶点。降生伊始,人是所有动物中最无助的。他对自然的适应基本以学习过程为基础,而不是受本能的决定。“本能……在较高级的动物,尤其是人身上,即使没有消失,也在不断退化。”
    当本能的固定行为的缺乏超过一定限度时,当对自然的适应不再有强制特征时,当行为模式不再受先天的机制限制时,人便开始存在了。换言之,人的存在与自由自始便是密不可分的。这里所说的自由并非积极意义上的“自由地发展”,而是消极意义上的“摆脱束缚,获得自由”,即在行为上摆脱本能决定的控制。
    上述意义上所讨论的自由是含混不清的。人降生时并没有动物所具有的适应某些行为的机制。人对父母的依赖比任何动物都多,对环境的反应能力也比受自发本能行为调节的动物差得多。他忍受着因缺乏本能机制所引发的所有危险和恐惧。但人的这种无助恰恰奠定了人发展的基础。人在生物学上的弱点,恰是人类文化产生的条件。
    人从存在之日起,就面临着不同行为模式的选择。动物有不间断的反应链,从诸如饥饿之类的刺激开始多少有点严格固定的行为模式,解除由刺激引发的紧张;但在人那里,这个反应链却是间断的。刺激当然存在,但满足的方式是“开放的“,即,他必须在各种行为模式中做出选择。人的行为不受固定的先天本能决定,他不得不在内心里权衡可能的行为模式,他开始思考他改变了自己在大自然中的地位,从完全被动的消极适应变为积极的主动适应,他开始生产他发明了工具,并在支配自然的过程中,离它越来越远。他开始朦胧地意识到自我或其群类与自然不同他渐渐明白了自己的悲剧命运:他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又要超越自然。他还发现,哪怕竭力幻想否定死亡,但死亡仍是他的最终归宿。
    《圣经》中人被逐出天堂的神话景象生动地反映了人与自由的基本关系。
    这个神话把人类历史的开始与行为选择等同起来,但它的重点在于这个首次自由行为的罪恶及由此而生的痛苦。男人与女人和谐无隙地生活在伊甸园里,与自然浑然一体。那里惟有和平,没有劳动的必要;没有选择,没有自由,更没有思考人被禁止吃分别善恶的智慧果。人违反了上帝的禁令,打破了,与自然的和谐状态,从而使自己超越了自然,不再是它的一部分。从代表权威的教会角度来看,这在本质上是罪恶的。然而,从人的角度来看,这却是人类自由的开始,违背上帝的命令意味着把自己从强迫状态下解放出来,意味着从无意识的前人类生命存在状态中走出来,跃升到人的阶段。从人的积极角度来看,违背权威的禁令,犯下罪恶,正是首次自由行为,也就是第一次人的行动。神话中的罪恶在形式上是违抗上帝的命令,在物质上则是吃了知识之树的果实,作为一种自由行为,不服从行为则是理性的开端。该神话还谈到了这个首次自由行,为带来的其他后果。人与自然的初始和谐状态被打破,开始与自然分离,他变成一个“个人”,向成为“人”迈出了第一步。他已完成了第一次自由行为。该神话还强调了此行为造成的痛苦,由于想超越自然,想与自然及他人分离,人发现自己赤身裸体,感到羞耻。他形只影单,自由自在,但又觉得无能为力,恐惧异常。新获得的自由成了诅咒,他摆脱了天堂甜蜜的束缚,获得了自由,但却无法自由地治理自己,无法自由地实现个性。
    “摆脱束缚,获得自由”与积极的自由即“自由地发展“之自由并不是一回事,人脱离大自然独立出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他在很大程度上仍与他赖以发生的世界连为一体,仍是自然的一部分,是他赖以生存的大地、日月星辰、花草树木、动物及血缘群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原始宗教便证明了人与自然的一体感,有生命的自然和无生命的自然都是他的人类世界的一部分,也可以说,他仍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
    这些始发纽带屏蔽了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理性及批判能力发展的绊脚石。它们让他或他们以作为一个部落、一个社会或宗教共同体的一分子,而非作为一个个人,来认识自己,也,就是说,它们妨碍他发展为一个自由、自决、有创造力的个人。虽然这些纽带有这一面的不利,但也有有利的一面。个人与自然、部落、宗教浑然一体,能获得安全感。他属于并植根于有组织的整体,他在那里有无可置疑的位置。他或许遭受饥饿和压迫但不会有最大的痛苦——完全的孤独与疑虑。
    我们发现,人的自由增长过程与个人的成长过程一样具有辨证特征。一方面,它是一个力量不断增强,人日趋完善,对自然的支配越来越得心应手的过程,是理性能力,与他人的联系日益紧密的过程;但另一方面,这个日益加剧的个体化进程又意味着孤独感和不安全感日益增加,也意味着个人对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对生命的怀疑增大,个人的无能为力感和微不足道感也日益加深。
    如果人的发展过程和谐有致的话,如果它遵循一定计划的话,那么,发展过程的两个方面,即,力量日益增大和个体化日益加深,就会完全均衡了。实际上,人类的历史是冲突和斗争的历史。朝个体化加深方向每迈出一步,新的不安全感对人,民的威胁就更进一步。始发纽带一旦切断,便无法重续。乐园一旦失去,便无法返回。解决个体化的人与世界关系的惟一可能的创造性方案是人积极地与他人发生联系,以及人自发地,活动——爱与劳动,借此而不是借始发纽带,把作为自由独立的个体的人重新与世界联系起来。
    然而,如果整个人类个体化进程所依赖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没能为刚才所说的意义上的个体化实现提供基础,人们同时又失去了为他提供安全的那些纽带,这种滞后便使自由成为一个难以忍受的负担。于是它便等同于怀疑,无异于一种缺乏意义与方向的生命于是人便产生了逃避这种自由的强烈冲动,或臣服,或与他人及世界建立某种关系,借此解脱不安全感,哪怕以个人自由为代价,也在所不惜。
    中世纪结束以来的欧美史便是个人完全出现的历史。该过程始于意大利,始于文艺复兴,但似乎只到现在才达到顶峰。人们足足用了四百年的时间才将封建世界打碎,才将人从最赤裸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是,随着个人在许多方面的成长,在心智和情感方面的发展,在文化上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摆脱束缚,获得自由”与“自由地发展”两种自由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人挣脱了束缚自由的纽带,但又没有积极实现自由和个性的可能性,这种失衡在欧洲的结果便是,人们疯狂地逃避自由,建立新的纽带关系,或至少对自由漠然视之。
    我们将从分析中世纪末近代初的欧洲文化人手,来研究自由对现代人的意义。此间西方社会的经济基础经历了剧烈变化,而人的人格结构也同样随之巨变,新的自由概念也应运而生,它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最显著的表白便是宗教改革时期的新宗教教义。认识现代社会的自由,必须从那个时代开始,因为它奠定了现代文化的基础。我们现代人形成于这个阶段,它比以后的任何阶段都更清楚地体现了贯穿于现代文化始终的自由的模棱两可含义:一方面,人摆脱外在的权威,日益独立;另一方面,个人日益觉得孤独,觉得自己微不足道、无能为力。因为从根子上分析资本主义及个人主义的本质特征,能够使我们把一种与我们的有本质区别的经济制度及人格类型相比较,所以,考察人格结构的由来,可加大我们对人格结构新要素的理解。恰恰这种对比为我们理解现代社会制度的特殊性,理解它如何塑造了生活于其中的人的性格结构,理解由这种人格变革而产生的新精神,提供了更好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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