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道学园：“甘阳被打事件”引发的三个思考

王子濟

“甘阳被打事件”引发的三个思考 [url=]同道学园[/url]

一、我们为什么要梳理该事件同道学园

首先，同道学园要声明的一点是，“被打事件”本身并不重要，我们能做的不是不明真相地跟着媒体围观叫好或者破口大骂，而是通过理清事情的线索来看清事情的本质，是通过讨论该事件对其中折射出的问题进行思考，整合事件的起因经过、各方反应以及多家观点的原因也是希望读者能够看清事件然后独立思考。

甘阳是谁？

甘阳，1952年生，浙江杭州人，文革中曾在北大荒下乡八年，1982年获黑龙江大学学士，1985年毕业于[url=]北京大学[/url]外国哲学研究所，获西方哲学硕士，2008年被中山大学聘为逸仙学者讲座教授，2009年出任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兼任博雅学院院长，通识教育总监，是当今闻名的左派学者。大约在2009年，中山大学延请甘阳出任博雅学院院长，致力于推行完全打破专业限制的通识教育。甘阳当时表示，博雅学院推崇的人生价值不是金钱，而是智慧与修养。主要著作有《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将错就错》、《古今中西之争》、《通三统》和《文明·国家·大学》。

二、事件梳理

被打事件的缘起

最初，一篇在微信朋友圈流传的消息称：

2016年1月7日在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的年度教职工考核会议现场，甘阳院长被“该院一名青年教师”打了几记耳光，起因是甘阳“拖延青年教师职称晋升”。该匿名消息同时称，该青年教师“学术成果突出，而且教学有方，但聘期将满，六年晋升无望，面临解聘，且在向校方申诉数次无果的情况下，被迫出手。”消息还称，“该事件是高校广大青椒（青年教师）艰难处境的折射”。

打人的教师是谁？

有消息称，打人的教师为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青年教师李思涯。在学院年度会议上公然殴打院长甘阳教授的原因是因为甘阳在职称晋升上故意拖延。李思涯2008年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获人文学博士学位。2009年于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任研究助理。2010－2012在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博士后研究。2012年7月起担任中山大学博雅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诗学和明清文学。

博雅学院的反应

中大博雅学院对此作出说明，谴责教师的暴力举动。还有17位博雅学院教师发表联合声明谴责打人者，要求校方严肃处理打人事件。

针对该事件，昨日，博雅学院官方网站作出说明：学院原定1月7日召开教职工年度考核工作会议。但在会议即将开始之际，本院教师李思涯突然冲到甘阳院长座位附近，不由分说即殴打甘阳，直至被强行拉开，而甘阳自始至终没有还手。在李思涯动手打人时，本院另一名教师谢肃当场开始散发与会议内容无关的材料，同时有非本院人员到现场进行拍摄。

中大宣传部有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校方已正式介入，将进一步调查冲突的原因。该负责人表示无论是什么原因，大学作为一个学术研究机构，是教书育人的地方，类似殴打事件本不应发生，更不该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但既然已经事发，学校一定会秉公按程序处理，打人者将会依法依规得到处理”。

关于打人原因的主流观点：

根据记者从中大有关方面获悉，中大实现讲师到副教授晋升9年制，9年后实行“非升即走”。博雅学院有老师告诉记者，李思涯在中大当讲师3年多，不存在面临解聘的问题。

至于所谓的“被拖延”，则事出有因。按照中大此前的规定，中大讲师3年一个聘期，入职3年后可以申请晋升副教授。以往一年有两次申请晋升机会，但中大最近出台新规定，一年由两次改为一次。因博雅学院2015年已申请一次，所以下一次要到2016年3月，这也是李思涯被拖延的主要原因。

三、该事件可以引发的思考

一：“非升即走”制度上是否适合中国？

张鸣：“非升即走”制度上是否适合中国?

“他的被打，肯定不是因为他是左派，并非立场之争，却跟他的官衔有关系。报道说，那位动手的年轻人，迟迟评不上副教授，按照中山大学的规矩，非升即走，眼看就要被解聘，换言之，饭碗要砸了。”

“这种非升即走的制度，据说是引进美国的。但是，人家大学的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和教授治校不引进，单单引进这个，合理吗？讲理吗？当然不。原本就是头驴，非要安一条马腿，能不跛脚吗？因为这个，就会出麻烦，甚至大麻烦。因为，职称评定，就未必公平。

在一个官僚主导的行政化大学里，年轻教师评职称，院长至关重要。不管甘阳是不是学者，是左派还是右派学者，只要做了学官，就只能按照学官的逻辑办事，否则，这个官儿就干不长。就算甘阳想好好干，道德上也没瑕疵，也抗不过制度。最大的问题是，这种官僚主导的职称评定体系，本身的公正性和合法性是很可疑的，很难让人心服口服。

就前几天，我得知一个中国最著名高校的案例，一位有四部专著，几十篇发表在国内外顶尖学术期刊成果的，跟另一位只有一部内部编著的PK，结果居然是后者获胜，把人家学术成果多的硬给踢下去了。这样的离谱的案例，比比皆是。这样的学术评价和职称评定体制，每每让人出离愤怒，但却无可奈何。”

二：甘阳式的研究究竟如何？

徐友渔：甘阳是学术投机分子

甘阳是学术投机分子，他太聪明了，他把每一次投机，学术上包装得如此之好，每一次大家都认为他是在提出一个新思想。

甘阳觉得要在中国要成大事，从胡适开始，不在美国拿个博士是不行的。他出国以后，有一个最好的机会，就是到芝加哥大学念博士。客观地说，甘阳是一个功底很不错的学生，但他有一个毛病，就是虚荣心强，到那里之后放不下他在中国已经是思想领袖的架子。

他不好好念书，到处去发表演讲，到处去介绍他在中国怎么样，而且始终要在香港当一个主编，编一套书。他英语不好，又不能跟老师和同学讨论，所以每次都通不过博士答辩，三次没通过他就没有了。

甘阳有时说的话天花乱坠，他实际上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形而下的目的。如果你去跟甘阳讨论美国的教育制度好不好，北大的教改要不要留洋的博士，你肯定是很糟糕的。他实际上有自己的情结，他把自己在美国求学失败的经历，投射到对美帝国主义的讨厌上了。

他大量的极端的民族主义的言论，极端仇视资本主义跟美帝国主义，跟他个人经历有非常大的关系。甘阳到了90年代以后又提倡保守主义，他认为他保守的是自由主义，过了两年他又翻过来了，又在批评我们这些人是“贵族的自由主义”。

薛涌：甘刘在给文化送葬

甘刘们当初开始读西方时，连西方什么样也不知道，即使自以为是在想西方的问题，其实脑子里装着的还是中国的问题。这么十几年、几十年读下来，是不是病态？如果这样一路病下来，怎么有资格突然宣布自己健康了呢？

把西方说得如此神乎其神，骨子里还是想为自己建立一种文化特权：只有我这种在芝加哥社会思想委员会中受过训练的人才有资格谈西方。这种掌握了绝对真理的特权心态，在甘阳近几年的言论，特别是反对留学的言论中，是始终如一的。

甘刘二位的问题，就如我在《中国文化的边界》一书中批评的那样，他们不把西方的文化当作自己的文化的一部分，也不把中国的文化当成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他们的理想是建立一个文化博物馆，里面分了各种展厅，把世界的文化按自己的归类分放在各种展厅中。这与其说是弘扬文化，不如说是给文化送葬。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往往有一种救世情怀，觉得别的国人都有病，唯独自己没病，而且还是个医生。中国一有问题，他们就迅速诊断出“病灶”：中国人没有他们认为应该有的思想。这底下的预设，和思想专制没有本质的区别。如今这样多元化的时代，难道还需要有人出来规定大家以一种固定心态读书吗？

甘阳:施特劳斯是了解当代西方、当代美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入口

我谈施特劳斯并不是因为我觉得他对中国有什么用，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中国可以产生大规模地对于西方的研究，而不是拿西学来改造中国。所以，我对施特劳斯的态度并不是类似于“自由主义这付药不灵，因此拿施特劳斯的药来”——这历来都不是我的想法，我认为西方哪付药都不灵。

但是，施特劳斯是了解当代西方、当代美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入口，这个入口的重要性在于：它把原先中国——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新左派——对于西方的认识所遮蔽了的东西给敞开了。通过这个入口，你可以看到更复杂的美国、更复杂的西方。这些对于中国当然会有启发，但相对而言是比较间接的。我并不希望引进某种新的东西，而且我非常希望停止这种“拿药方”的心态，我倒是希望能够大规模的去研究西方。

如果你觉得联邦主义或共和主义对于了解西方很重要，那你就好好下功夫去研究，不要瞎扯——谁阻碍你研究了呢？我想，我那本写施特劳斯的著作之所以影响比较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展示出了一个相当复杂的西方思想界的面貌，远比一般人所认为的要复杂得多。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人参与到研究西方中去；我认为今天非常大的麻烦在于，我们研究西方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整整十年前（此文写于2009年），我在《二十一世纪》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十年来的中国知识场域》，指的是1989年到1999年，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讨论在中国西学的衰落和中学的兴起。

在表面的热火下面隐含着非常大的危险，就是：中国日益深入国际学术共同体，好像中国人就是要研究中国。你以为研究中国就是中学了么？你恰恰是西方国际学术分配体制下指定的一小块，你的视野必定更加狭隘，你的思维必定更加奇怪，你的问题意识完全是非自主的。这是和以前完全不同的。

有些人觉得80年代中国人很迷信西方，90年代终于开始研究中国了，好像这里有一个进步。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虚假、肤浅的说法。90年代以来最大的问题就是，无论谈什么，都要问它对中国有什么用。你为什么不能敞开心胸去研究西方的东西呢？而西方的意义只有在一个复杂的语境中被间接地折射出来。如果我们大规模地研究西方，在充分了解西方的复杂性之后，可能会从中找到对于中国的帮助；然而，任何直接地到西方找一种学说来解决中国问题尝试，都是非常肤浅的。所谓什么“文化研究”，这种花样翻新的名词，都是不妙的，都不是好研究。

说施特劳斯就好像身价高一点似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引起了这么多无谓之争的原因。坦白说，直接谈施特劳斯都没有什么意义，施特劳斯的价值在于让人重新阅读西方的经典文本的途径。

现在国内关于施特劳斯的许多争论，说实话，都挺无聊的；这些争论不试图去进入一个问题，而是在纠缠于一些无谓的问题。当然每个人都有饭碗，要评级什么的，总要做一点东西。但这个问题背后反映的，其实就是全球学术分工体系下中国学术日益被歪曲的现象——其表现就是我们不再研究西方，大家都在搞中国研究，但所谓中国研究又绝大部分都是西学内的一部分。差别只是在于有的人调和得好一点而已。

三、“通识教育”的未来究竟如何？

公众号“活字文化”：

甘阳的忧虑也是中国大学的痛处。在他看来，清华北大已经是世界一流大学，但是没有培养出世界第一流的学问家。教授在维护学科的平均水平，而没有专门花力气发掘和专心培养极个别特别优秀的学生。

学生们也不像八十年代的学生那么勇敢，在绩点面前瞻前顾后，成绩平均。“不像我们上学的时代，不喜欢的课混个及格就好，喜欢的课才多花力气使劲学。”甘阳也讲时代风气，通识教育一样关心学风变迁与求学心态。

要讲好时代风气就得贴着大地，太高了就不真实。熟悉甘阳的人知道，他做通识教育其实很现实。通识教育基本针对现代性问题，是针对现代社会特有的问题而制订的。

传统的理念是，如果有一半学生最终没有延续本专业的学习研究，教育者会觉得是巨大的教育失败。现代教育的实际情况是，大部分学生都会离开专业进入社会，进入到社会组织的快速变迁中。

因此，通识教育的设计者要投入很大的精力去关注这些学生，今后当他们面对社会中的恶俗、伪善、肤浅等现象时，通识教育通过中西经典所赋予他们的人文精神，会让他们在社会中成为更好的人。

十年来，甘阳的通识教育已经改变了一些学生的命运。以他所在的中山大学博雅学院为例，学院不设具体专业，30名学生接受完全的通识教育。几乎每年的毕业生都会在世界一流的文史哲专业占据一席之地，甚至有学生可以进入艺术史的专业领域深造研究，即便学院连一门艺术史的课程都没有设置。

甘阳：我希望各个学科切割四分五裂局面能够改变

我们在80年代做研究生的时候，其实已经有这个现象：你论文做尼采，你就专门研究尼采了；做萨特，就专门研究萨特了。我翻译了一本卡西尔，就好像我终生要研究卡西尔了——但我从来不管这些东西，从来不管任何门派。要这些门派干什么呢？现在更是像划封建领地一样，每个人找自己一块地不动，好像都怕得要命。

我从来不觉得施特劳斯是我的饭碗或者门户——谁爱干都可以干，关键看手高手低嘛，看你的问题意识是什么。对我来说，我要追问的问题始终很明白：我想弄清楚西方到底在干什么。要找到一个比较有力的支点，能够撑起那些基本问题。我认为自由主义也好、左派也好，都不如施特劳斯能够撑起这些问题。

在我那本《政治哲人施特劳斯》之后，出了大概有十几本谈施特劳斯的著作，老实说，没有一本比我的好。我可以很坦白、很自信地这么说，因为背后的问题意识不同。“你是谁”、“你在追问什么问题”，这两点是必须始终去碰的。如果仅仅只是满足于在国际学术分工体系下写一篇博士论文，拿一个job，我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我对这些东西没有丝毫兴趣。很可悲的是，现在很多研究正越来越陷入到这个模式中去。

我觉得最新的研究成果应该直接进入本科一年级的教育，一开始基础就要高，就要走得远。我们今天许多对教育的理解都是很成问题的，人为阻碍了中国学术的发展。

本科三四年其实就已经可以做很好的研究了，今天我们成为大师的那些人，很多著作都是在本科的时候做出来的，博士体制在相当程度上是劳动力市场搞出来的东西，并不需要读这么多年的。当然很多体制问题我们不一定能够克服得了，比如博士论文制度，但我们要注意的是不能越搞越死。

我希望现在这种局面能够改变，但恐怕也并不太乐观：现在流行的是学术体制到处接轨，把各个学科切割得四分五裂，相互之间完全没有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