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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學] 红色参考:谁背叛了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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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A的每日心情
    无聊
    2015-12-27 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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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2]偶尔看看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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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群长老椽笔

    发表于 2016-1-21 15:56:5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谁背叛了革命?——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2015-11-24 红色参考 [url=]红色参考[/url]

    谁背叛了革命?——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叶楚伧(1887—1946),
    我们为何与赤色主义决不两立?根子上讲,乃其宣扬之阶级对立,也就是被压迫阶级推翻压迫阶级。你,我,包括海滨兄(邹鲁),以及在座的诸位,我们这些人,按照赤色学说,都属于压迫阶级。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田家,是乡绅,是士人!诸位,我们反满革命、反对军阀,为了什么?不讲大理论,(就是)为了我们自家的田地能安安稳稳地种,自家的产业能和和气气地生财吗?田种得安稳,工厂开得和气,这世道也便好了,这国也就渐兴了,又何苦去为下田人捧角儿,最终了却革了咱们自己的命?诸位,我们不是自利自赎,我们是当不起这个压迫阶级,受不起人家要推翻我们。我们革命,不是为了有朝一日,人家革我们的命!
      ——1925年《说几句私房话》,叶楚伧,《民国日报》总编辑,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兼青年妇女部长


    张厉生(1900—1971)

    我党有许多干部,不如共党,甚至差得很远。这不是长他人志气,而是大实话。周部长(指周恩来,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在重庆时,他手下那些共党是什么样子,我想诸位应该都亲见过。人家令行禁止,清廉自守,言辞平和,内藏锦绣,出入寒暄,往来交际,便是最敌对的人,也说不出他们的不是来。这些,我想在座诸位,还不至于不敢承认吧。我可以告诉诸位,我去过陕北,进过共党的老巢,见多了他们的普通干部。如周部长手下之人,共党何止千万!这是可惧的啊!我们的干部,要正视人家的优点,要善于学习,而不是学那些过气文人的嘴脸,一概以所谓 ”泥腿子”斥之。那些文人是什么嘴脸?他们家里的不义之财被共党夺取,自然一腔杀亲之仇。我们是革命同志,是党国精粹,怎么能学那些个酸腐文人、地主的嘴脸?
    ——1945年11月《要对得起革命同志的称谓》,张厉生,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


    张静江(1877—1950)

    吾之败,非败于时,实败于本党同僚也。土地之改革,并非激进党独有之政,亦应为吾等革命者共有之政。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激发农民支持革命的战力;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聚拢发展大工业的劳力;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破除乡村族权、父权的统治地位;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打破党内的乡土集团;非改土地的归属权,迟早有一天,我们要败亡在这个上边!今日吾败了,吾被党内乡绅们的代言者击败了。吾痛心,吾恐若干年后,吾党因此而败,败于激进派的土地革命之手!
      ——1929年《吾之败,吾党之败》,张静江,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浙江省主席【注:张静江于1928年至1929年,在浙江乡村主持土地改革,赎买乡绅土地,均分给农民。因与党内乡绅集团的冲突,导致地方乡绅武装袭击国民党党部、刺杀土改专员等,甚至酿成叛乱。最终土改失败。这是国民党败逃台湾前,在大陆最后一次土地改革尝试。】

    梅贻琦(1889-1962)

      众所周知,我是个中立的人,或者说,是个中庸的人。我不赞赏南京政府,同样也不赞同赤色激进主义。大家可能听出来了,我在先头用了‘不赞赏’,而后面用了‘不赞同’。是的,我只是不欣赏南京官老爷们的做派,但对他们尊重学人与绅员,还是认同的。我们的这个国,自古以来是靠着良绅施善业、学人尊德行而立。如今,乡绅操业不同了,学人治学不同了,可殊途同归,他们还是国之脊梁、邦之干城。而赤色激进主义,我不赞同的,就是其贬低知识者、有产者,而妄举群氓之属,竟欲以无产无业之人,统领国政,筹立新统,这是我恕难认同的。中立之路,在乎持平。学人、绅员让利于劳工阶级,劳工阶级赋治权于学人、绅员,这才是两厢中庸的道理。妄图完全剥夺有产者之利益,而尽赋予群氓,我是绝不能接受的。我反对激进主义,正在于此。
      ——1930年4月《中立思想之漫谈》,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台湾省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


    张继(1882~1947)

        “这些时日,诸君都看明了,我党已经有了赤化的威胁,这是定了的了。鄂省的乡间,已经是盲动者掌权,下田人做主了。咱们世代传家的士绅,或被杀了,或逃了,好好的书香之家,要被糟蹋尽了!湘省同样不堪,田主被分了地,实业家被分了产业,父一辈子一辈积下来的财货,就这么明白着被夺了去,给了那些个贱种了!江淮一带我没亲见,听过往的友人讲,也是污浊不堪,泥腿当道,士人颜面丧尽,沦为禽兽出没的野人国了!我们这是入邪途了!我们这些个慷慨节义的革命者,就要被盲动者们踩在地上了!反满、反军阀,如今反出个禽兽的世界来,我们何其悲哉!”
      ——张继,原护法军政府驻日代表,原国民党宣传部长,原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27年《在同志俱乐部的讲话》


    贺耀祖(1889-1961)

     “面对敌寇压境、外患临门,我们首要的任务是什么?我认为,是学习,像共党学习,学共党的土改!为什么要学土改?因为今日我们不土改,就无法动员百千万贫苦雇农的力量,无法搜集千万万凝聚在土地上的乡绅钱财,无法获取九成以上的无产者的民心。今日看似日寇是最大的敌人,其实最大的敌人,来自于无数无产雇农、贫农的赤裸的敌意。今日,我们尚可以以共御外辱的名分压制这些敌意。来年,当外患平息时,我们将面临被共党动员起来的无法计数的农民武装!到那时,党国之危,将无可止息!土改在我,则我存;土改在彼,则我亡。愿诸公放下一己之力,勉力为国,共赴时艰,此党国之幸,先总理之幸,领袖之幸矣!”
      ——贺耀祖,原中华民国甘肃省政府主席,原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调查统计局局长,1939年11月《当前形势与展望》


    俞济时

        “昔之拒日(指1932的上海一·二八抗战),吾辈之幸;今之剿匪(指围剿方志敏等部红军),吾辈之惧。惧什么呢?其一,匪之纲领,劫掠士绅与巨富者,施恩于贫民农户,使其受乡间群氓支持,难辨识难剿灭;其二,匪之纪律,过贫户之门而不入,见乡民之财而不犯,只诛富户,不扰小民,颇优于我部;其三,匪之行动,平时隐于田家,竟同耕同作,战时持械出首,列队以迎吾军,不易预剿而实歼;其四,匪之聚合,多分富户田产之农家子,所谓‘两家子,分田地’,自古成强军之根本,今显于彼也。此四惧,恐吾辈当次重任,竟有违领袖重托之期也。”
        ——俞济时,原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八师师长,原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四军军长,国民党总裁办公室总务主任、侍卫长,1934年11月《吾之不可不言之语》


    安春山(1906-1979)

    我们和匪军自然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什么地方?照我看,主要有三点:首先,我们进到城里,就出不来;匪军进城出城,满身轻松。我们的军人,进到城里,就和商人、士绅、学人打成一片,娶妻的、纳小的、应酬的,骨头很快松下去,哪里出的来?反观匪军,进城找工人,出城找乡民,越是底层人士,越交往,自己也越刚健。这就是差别。再一个,我们越打越少,匪军越打越多。我们给阔老爷阔太太们保家护院,又征召穷家子参军,召一个跑两个,勉强拉来,人在心不在;匪军替泥腿子打富人,再让泥腿子入伍护食,自然旗杆一立,八方来投,打掉一个召来两个,杀不尽,斩不完。就这两条,这戡乱要胜利,也难!
    ——1948年《各军事长官通气会上的发言》,安春山,国民革命军暂编第3军军长,国民革命军第104军中将军长


        “承认敌人厉害,不是怯懦,而是明智;向敌人学习,不是逆反,而是诚实。毛匪帮有何厉害之处,值得我们学习?其一是它的土改,其二是它的组织建设,其三是它的思想控制。土改,我们要做,不做穷人就不会支持我们,我们就会匪帮牵着鼻子走;但做要讲度,不能如毛匪一样全部强征,而要征一部分,赎买一部分,有软有硬,软硬兼施,毕竟,我们还是要依靠士绅商人的。组织建设,毛匪帮实则向先总理时学习,比我们学的好。我们太过松散,权威太分散,没有形成组织内的唯一核心,力分则弱,又无严厉的惩罚手段,终止于濒临瓦解。这是一个大教训,是我们必须绝对服从总裁的根本原因。思想控制,具体来说,就是三民主义理论的深入化、强制化、必要化。这是对抗赤色思想的唯一武器,是我们在精神上抗击列、毛主义异端的唯一屏障。由此,必须彻底改变松散的思想控制体制,铁腕监管舆论,严格纠正国民思想,真正做到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思想!”
    ——刘健群,原复兴社的书记长,原国民党中央委员,原三青团中央干事,1952年《关于加强组织建设、领袖尊崇、思想巩固的若干意见》

    于右任(1879年4月11日-1964年11月10日)

    我们这些人,被人称为革命元老、革命元勋,很光耀嘛。其实啊,我们老是老,老而不死是为贼嘛。这不是自贬,这是说实话。我们不就是投机革命的贼吗?起初跟着季直公(张謇)搞立宪,为了什么?根子上是为了各自家族在地方上的势力,是为了向清廷索要地方的治权;后来跟着先总(孙中山)闹革命,不过是清廷不肯放权,我们就要推翻它,找一个肯放权的上来;再后来,跟着中央倒军阀,又为什么?盖我等之乡土,皆在军阀之手。不倒军阀,则家族不能施为,族人不得掌乡土之权柄也。而后辅助总统(蒋介石)杀共党,这个简单,共党分我等之田,没我等之财,夺我等之地位,不反何待……如此种种,就是我等老贼之毕生所为,却无一处可配得上元勋二字,不过满堂守财奴罢了。
      ——1961年4月《和老友们的心里话》,于右任,台湾省,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国民党政府审计院院长,检察院院长


    李璜

        “今日之经济乱象,其根由还是供需之问题。自三十六年(指1947年)以后,军事失措,战线不稳,我虽仍占据较大多数之城市、城镇,而毛匪步步为营,已夺取很多乡村,并在我之后方的乡村地带进行暴力土改,扰乱我在乡间之行政。
        我国不比欧美,是一小农业之国度;国家经济之命脉,仍为农业;而城市无大工业之基础,其实质仍为纯消费场所。乡间产出之粮食原料,是我国经济的根本,也是维系党国经济安全的生命线。今我占据城市,大量城市之党政公务人员、院校之学生、工厂之劳工等,皆仰政府为食,于我实为大包袱;毛匪占据乡村,残乡绅而分其地,乃想灭消费人口,而做生产之业。我之控制区,仰赖匪区之粮食供给;匪之控制区,专以扰乱我之市场为要。两相抵触,我之经济为乱,实属正常。此简单供需之问题,较军事之胜败,尤为关键。”
    ——李璜,中国青年党创始人,原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参议会参议,原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经济部长,1948年1月《经济乱象之简明分析》

    钱思亮(1908年-1983年)

    那边进行了热核爆破,按理说,汉贼不两立,我们应该沮丧和愤恨。但是,我想,和我一样,情不自禁欣喜的,恐怕为数不少。这算不算媚匪通共?算不算侍领袖不诚?算不算置忠孝节义不顾?我告诉大家,不算!热核武器是没有政治属性的,它既可以用来捍卫自由世界,也能被赤共用来奴役世界。现在,那边搞出了这个,这是政治上的悲剧,却是民族的壮举。有朝一日,我们光复故土,悲剧就不存在了。那时,就只剩下民族壮举,让我们骄傲,让我们争雄于寰宇!
    ——1965年《用科学与民族的视角看问题》,钱思亮,台湾省,中央研究院院长

    严家淦

    “近期有什么值得特别关注的匪情吗?
    有同仁说,逆刘氏窜访(指1966年3月,刘少奇访问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值得关注。
    错!匪(指中共)已僭国数载,随无大义,却有实据,匪首窜访是很正常的事。
    我认为,值得关注的,是这次窜访之人,即匪首之刘氏。
    我认为,逆刘氏与逆首毛氏,可能存在巨大的裂隙,甚至可能发生走火!
    我的依据是:
    一则,自(民国)五十一(即1962年),刘氏抨击毛氏之所谓三面红旗后,二人在匪之重大政策上,已无明确的相同表态,往往你说而我默,这在匪之体制下,是很不正常的;
    二则,(民国)五十三年(即1964年),匪宣传毛氏退隐,而刘氏跃居前台,此行径与毛氏之强硬性格大有不合,颇疑其为内部争斗的暂时妥协,以毛氏之性格,必有后招;
    三则,逆刘氏此次窜访,匪之官舆未作大肆宣扬,匪之对外机构也没有频繁歌颂,这与周先生(国民党官方舆论,不称周恩来为‘逆’)出访(指1963年周恩来访问非洲十国),大不相同,此必有难言之事;
    四则,逆刘氏近期未有私人训话见匪之报端,未有明确的政令传达,这与匪之领导方式颇有不合”
    ……
    由此数则,我个人认为,匪之大变在际,似将有偌大的内部冲突。
    我方应做好应变策略,适当时候,应襄助匪之斗争失败者,或光复故土,亦可稍期!”
    ——严家淦,原台湾省政府财政厅长,原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1966年5月《近期匪情通告》

    文革批斗会

    大陆搞文化革命,最近两年,被海外中外媒体批判的厉害。大陆搞这个东西,为什么被批判?我个人看来,并不是它破坏了多少自由,也不是它害死了多少人。最根本一点:它颠覆了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秩序伦常’!在大陆搞的这场运动里:体力劳动者被宣传置于脑力劳动者之上;不修边幅的群氓分子被置于知识阶层之上;新进的青年干部被置于开国元勋之上;没有资历和背景的社会流民被置于书香门第之上;等等。这种颠覆伦常与秩序的举措,在知识阶层看来,就是一种原罪。
      ——1969年《有话大声说出来》,李斯翰,澳大利亚悉尼华人报业联合会干事,洪门澳洲分舵干员

    出席华盛顿举行的世界银行年会,中为张兹闓

    经济统制方案,不是洪水猛兽,更不是赤色专制下的共产共资。经济统制是国家资本对流通市场的主动干涉、对金融市场的善意控制、以及对微利行业的特殊校对。经济统制与自由经济并不抵触,它是自由资本流转的监控器,是私有资本增殖的地基。只有希望极端垄断资本暴政的人,才会反对经济统制方案,进而反对国家资本的主导地位。这不是自由与专制的对峙,而是伪善与真诚的较量。
      ——1974年《对宣传机构的一些建议》,张兹闿,台湾省,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部长,台湾银行董事长


          “北京和台北都在拆旧建筑、修新建筑,引来华人舆论的议论。大体而言,支持者寡,抨击者众,多所谓‘毁弃祖先之宇、历史之基’云。何为祖先之宇?祖先假设梁栋,正为了寓民以避寒,给民以安居;和为历史之基?华夏历史的基石,正是大规模安民生产、水利兴建。今日毁弃空具奢侈观瞻、却无实际用途的琼楼玉阁,修建可供国民安居、生活的制式楼房,此新时代中华治政者之大政也,正是惠民、利民、便民的善政!小撮文人、富人的观赏心情重要,抑或劳工大众的安居重要?这个答案不难猜!”
      ——西风劲(熙逢晋),原洪门马来西亚分舵“舵把”,原马来西亚华人产业联合会副会长,1957年《南北两京之变迁》


    郑道儒

    土地改革不是列宁主义匪帮的专利,更不是赤色政权的专利。土地改革,是落后农业国向工业国快速转变的必由之路,是不以传统道德观为转移的。大土地所有者集团,无所谓善恶,其本身,对于工业化转变,是具有原罪的,是必须执行死刑的,是不可饶恕的。无论对传统田园生活与乡绅美德多么留恋、多么赞美、多么仰慕,也不能做为毁灭大土地所有者集团的理由。土地所有权的强制有偿转让,乃至部分无偿转移,是在缺少殖民地经济的条件下,大工业文明碾压小农经济的必然政治觉层。它不应承担道德评判。
      ——1974年《自由世界的“强制”掠夺》,郑道儒,台湾省,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部长,外交部顾问

    小岗村的分田血手印

    联产承包制是新贵们干的最无智的事,说遗祸千秋,也不为过。联产承包制的本质,就是承认同一化的不动产所有制,无法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被迫进行不动产使用权的私有化分割,来进行产业重生。这是向私有资本合法化妥协的第一步,一旦迈出这一步,新贵们会发现,他们将无法回头。因为他们自己否定了自己存在的理论依据,使用权私有化分割,必然开启不动产产权与非不动产产权的全民私有化需求。这种需求,是垄断资本经营执行者的必然要求,哪怕这个执行者是组织内的高级干部,也不会违背这个规律。
      ——1980年《掘墓人在内而不在外》,李明颜,香港《大公报》政评人,香港启德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李卓然(1899—1989)

    社会主义革命,并非反对某个特定人群,也不是反对某个特殊阶级,甚至不是反对某种特殊制度。社会主义革命,归根结底,是反对流通资本的私有化增殖行为。资本主义废除了权力的血缘继承,却赋予资本以权力特权。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一个人,没有特权;但资本,却拥有特权;而人,可以占有资本,从而继承附着于资本之上的社会主权。社会主义革命,其根本目的是废除资本的社会主权,从而废除资本赋予人的权利。
      ——1981年《社会主义革命论》,李卓然,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马列学院院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王建煊(1938年8月7日—)

    对岸搞战备,搞三线,搞核武,是不是劳民伤财?你可以说是,并延伸到抨击赤色邪恶,然后你可以领取反攻津贴了。事实上,它是必要的,是至少遗惠100年的。对岸是大国,是无论如何不会符合强权们心意的大国,是无论如何要被骂被恨被仇视的大国,是无论如何要挑战旧秩序的大国,也是无论如何要与两超硬碰硬的大国。大国要就要搞战备,就要搞三线,就要搞核武。一时不搞,苟安一时;一世不搞,遗祸万代。对岸的民生差,我们要批判,都是中国人,我们感同身受;对岸建军工、实国防,我们要支持,都是中国人,我们同享普惠。有朝一日,我们光复故土,再造青天白日大中国,对岸的建设,我们也是要用的嘛!
      ——1982年《中国人应该如何想,如何做》,王建煊,台湾省,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

    83年严打

        (大陆)严打,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有人当笑话看,有人当课题考察,门外人看门内人,做的起劲,看的却茫然。其实,用中共的话说,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现象是什么?是严打。本质是什么?这个难说。各人有各人的理解。我的观点,是清肃。清肃谁?清肃文革期间习惯了下克上、习惯了粗人反文人、习惯了用运动反官老爷的人。这些人不怕老干部,不想老干部们过好日子,不想老干部们重整河山。这些人还想着自说自话,还想着借毛的名义反对知识分子、反对老干部,穷凶极恶嘛!罪该万死嘛!万死难恕嘛!所以,要严打了。以打击犯罪的名义,清扫一切害人虫!这是翻身做主人的老枪们,对幸进新贵的反击,根本上,是对那个死而未葬的人的反击。
      ——1982年《隔着大门向里看》,邵立儒,新加坡三立新闻集团华语部干事,新加坡华人商会干事

    马鹤凌

        “对岸打这一仗,既有军事目的,又有政治目的,其中,政治目的居主导地位。从这两年的情况看,赤越确实不安分,对对岸不尊敬,对岸要教训一下李巍,也是很自然的。毕竟,对岸支持者国际上300多个赤色组织,在家门口受气,岂非堕了威名?不过,这都是顺带而为。真正的目的,恐怕和韩战时,推百万降军入韩而消耗之类似,只不过,这次要消耗的,是一部分不终于现中枢的军事人员,包括不太可靠的军事主官。经过类似政变的中枢更迭,对岸更需要大规模轮换一批基层军事主官,以此加强对军力的控制。这是以战固忠的老套路,不过却很有效。可以预见,这种套路线,战果不会如何辉煌,但战期定然足够漫长,以便顺利完成中枢对军力的整编与调整。这是可以定论的。”
    ——马鹤凌,原中华民国行政院青年辅导委员会第四组主任,原中央考核纪律委员会副主任,1979年3月《赤匪战情通报会上的讲话》【注:指1979年中越自卫反击战】


    毛推行的男女平权运动,不是资本权利意义上的两性平等,但确是中国在近百十年里,最具有进步意义、也最应该保持的运动。毛式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解放蕴含在女性群体中的劳动力,增加进行大工业跃进的劳动力基数;其更深层次的内涵,则是为了打破传统家族式忠孝观,打破地方垄断性质的族权观与父权观,确立符合激进化大工业改造的意识形态观。这种由男性统治阶层强制推行的男女平权运动,并非出于女性自觉的权利争取,而且是以‘女人像男人一样’为标准,其本质上依然存在男女不平等的内涵。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可能会花费100年甚至更长时间建立大工业体系的国家,这种毛式男女平权运动,确是最佳的处理方式。它比西方的女权解放运动,更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并将产生持久的社会正向作用。
      ——1983年《两性地位的再申论》,刘宇,台湾省,台北妇婴维权会研究员


    李学先(1912—2000)

    现在有人觉得,当年的地主也有好人,不该抢他们的土地,更不该杀人。对这种看法,同志们应该怎样理解?首先要承认,地主里肯定有好人,而且有很多好人。就中国中央财政弱势,地方上很多修桥补路的营生,都是地主乡绅出钱做的。有些地主,说是大善人也不为过。我们要实事求是。但,地主里有好人,与地主阶级是好的,有因果联系吗?没有。地主作为一个阶级,代表着旧土地所有制度,是一个禁锢流动资本、抗击大工业化进程的反动的集团,是一个占有不动产产权、收窄不动产资本流转的落后的阶级,从整体上讲,是必须消灭的。个人的善恶属性,与其所属阶级的进步或落后,没有必然的关联,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核心,也是阶级斗争的根源。好的地主,和不好的地主,都是激进式大工业化的障碍,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资本家们,没有本质的分歧。
      ——1983年《与青年同志的座谈》,李学先,广东省监察厅厅长,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李一清

    我们为什么反对资产阶级法权?这个问题,要从资产阶级法权的性质讲起。资产阶级法权的性质是什么?简单而言,就是建立在资本本身平等化与资本权力差异化基础上的社会契约。每一分资本,其本身是平等的,这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相对于封建制度进步的主要方面;但平等资本相聚合,由于其垄断程度的不同,必然造成差异化的权力结构,也就产生了不平等,乃至基于资本所有权的压迫。在这种产权压迫基础上的社会契约,即资产阶级法权,理所当然是不平等的。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允许拥有资本量多的人,利用资产阶级法权,‘合法地’占据优势地位;同时也不能允许资本本身带来的法律上的优势地位。这是无产阶级司法体系的核心,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避免的根本问题。所谓司法独立,从根本上讲,是大资本化时代最迷幻的梦境而已。
      ——1983年《在小组讨论上的几点意见》,李一清,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邮电部第一副部长,第六届全国人大法委会委员


    李学智(1923—2005)

    这两年,我们放回了许多老贵族(指少数民族旧上层)和他们的后代。有些同志说这叫‘宽以待人’,还有人引经据典,说这是‘远怀夷人’。我只想问在座的同志们,我们的民族政策原则是什么?主席曾说过,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阶级问题。我党处理民族问题的主要方式,就是民族矛盾阶级化,化民族冲突为阶级斗争。我们就是靠着这个方法,团结西藏、新疆的少数民族劳苦大众,推翻了贵族奴隶主统治,维护了国家统一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完整。如今,我们却要放回那些曾经的奴隶主和宗教头子,寄希望于他们来“念我恩惠”!是地地道道的政策倒退!丢了阶级斗争这件战无不胜的武器,我们必将陷入历代王朝与少数民族尖锐对立的怪圈,永远不得解脱!
      ——1984年1月《大胆向中央建言几句》,李学智,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宁夏军区第一政委【注:1980-1986年间,中共先后释放超过9000名各少数民族原上层统治者与其家族后代人员,陆续返回本民族居住地,并返还其部分被没收的财产。同时,不再要求少数民族聚居区地方党组织、群众组织,再进行“反压迫、反奴隶制”的宣传活动。】


    丁盛(1913—1999)

    主席(指毛)去后,我们就开始翻旧账。翻了一年又一年,如今快10个年头了,还没看到头。有些人,越翻越起劲,越翻越有奔头儿,好像要靠这个吃一辈子!我不评论翻旧账对不对,毕竟,我也是主席下令摘顶戴的,也是主席一句话,送到乡下去改造的。要说翻旧账,我比三四十岁的年轻同志,更有资格翻!我只说一句,眼下是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干什么?干什么最有意义?主席从来知道什么最重要:他把我们送到乡下,三线挖洞就没停过;他把书生们送到乡下,原子弹、导弹也没停过;他把秀才们送到乡下,铁路、大坝还是没停建过。他要是只知道折腾,不知道干事,我如今第一个骂他!可他老人家一边折腾一边做事,这一点我服气!如今的一些人们,你们学老人家的折腾,却学不到他的做事。我这个老头子,看不惯!
      ——1985年4月《一个待罪之人的妄言》,丁盛,广州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员


    冯晓阳
    大陆开始大讲邓小平理论了,开始淡化毛泽东思想了,这是舆论界的共识。大陆为什么要这样搞呢?除了现实政治角力之外,我认为,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对统治权威层级的颠覆。无论这个权威是封建帝王、资本所有阶层,还是以马克思主义信徒自居的社会主义者,都不例外。因此,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进行反对层级制度的斗争,其结果必然指向对新生统治集团的再次斗争。解决这个问题,理论上只能实现‘全民统治阶级’,即‘没有单一功能化的官僚体系,建立全面政治权利平均化的非国家体制’。很显然,这套理论体系,对希望进行党内资本瓜分的新贵们,对希望重新获得舆论垄断的知识阶分子们,对希望重新获得私有资本流转权的新型资本家们,都是致命的枷锁。也正因如此,他们把这套思想体系打入冷宫。
      ——1986年《思想解放的实质与阴谋》,冯晓阳,新加坡星月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大公报》文化专刊记者


    黄经耀(1915—2005)

    这次中央能及时出兵,我看就很好。这几年,我们把绳子放松了,对这些老贵族们客气了。人家就觉得我们好欺负了,觉得有外国人撑腰了,觉得又可以裂土封侯、继续做主子了!表象上,是民族问题;根子上,还是阶级斗争。中央让一步,人家进十步;中央好言好语,人家拔刀相向;中央息事宁人,人家上房点火……还是他老人家(指毛)说的好:有些问题,不张嘴,不动刀,是不行的!要我说,不用统计杀了多少人,掀了多少房,这些都没意义。叫嚷自决的、自治的、独立的,有一个算一个,杀了不为过!在这点上,天王老子老了,也干涉不得!
      ——1986年2月《这就是平叛,没什么可隐晦的》,黄经耀,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宁夏军区司令员


    反思前三十年,要做到真正的反思,而不是有一个刻板模划。三十年的主要成绩是什么?表面上,是大工业体系的创立与完善,是党政体系正式迈入现代国家行列;实质上,则是有计划、有步骤地铲除地方家族体系、党内垄断集团以及忠孝等级秩序观。现在有人肯定前者,而故意忽略甚至反对后者,实质上是似褒实贬,完全否认新中国的成绩。这里的原因嘛,看看当下诸公的斑斑事迹,想想日后为政者将会至何地步,就可明了。一句话,前三十年的功绩,正砸痛了后来者的神经!
      ——1987年《否定了什么,又肯定了什么》,贾静,江苏省委宣传部社情采集员,新加坡《联合早报》国际版编辑


    李焕(1917-2010)

    人死了,自然不会分辩。所谓盖棺定论,就是欺负死人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大陆这些年,对他(毛)的评价,逐渐走低。那个著名的三七开,现在看来,不过是新贵们安抚民心的妥协而已,当不得真。让我们看看,新贵们在做什么:在(党组织)里面,划分了八大家,也有人说九大家,不管几大家吧,反正派系分出来,架势亮出来,就剩下抛骨争肉了;在外面,大家族开始垄断地方上的经济,小家族依附在大家族上面,开始形成一个个资本集团,开始分割国家资本这一道大餐;军工无用、国防无用、大工程无用论开始出现了,声音越来越大,开始有人系统性的批判前三十年的重工业体系打造,开始羡慕日、韩的军弱民富了。从这里看,就应该知道,人死了,为什么会被渐渐否定掉。不否定不行啊,不否定,后来者不好去发家致富,不好去干好事嘛。等等看,或者真个乱掉,乱成片片;或者出一个反复,终究要全否掉。我们来打个赌吧。
      ——1987年《随便谈一谈,不要动真气》,李焕,台湾省,国民党中常委,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

    姬鹏飞(1910~2000)

    关于(毛)主席搞的对外援助的问题,有些同志意见很大,甚至说怪话,说劳民伤财等等,我要说两句。在那个时候(指1960、1970年代),我们先后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通过援助东南亚、非洲国家,让他们反殖民,闹共产,拖住了美英法等国的步子,让他们头疼;二是通过和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拖住了苏联的步子,让他也头疼。就这么一拖二拖,给我们拖出了搞原子弹、搞卫星、搞三线的时间。现在,我们其实是在吃他老人家(指毛)的家底。至于当下我们跟美国人挨得近,跟苏联人搞缓和,个人意见,这是权宜之计。终有一日,这两方依然是大祸患。到那年月,为了争取发展时间,我们大概还会搬出对外援助的老办法。那时候,我们才能更深的理解他老人家的眼光。”
      ——1987年3月《对党内一些思想问题的意见》,姬鹏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


    那边又在扫黄了,放在我们这里,叫‘打私娼’。不过对面不分私娼或公娼,所有性交易,在那里都是非法的。这本是赤毛时代引以为傲的功绩之一,如今却遭到颇多非议。非议主要有二:一是这违背人性,娼妓古来有之,只要有人在,就不可能被消灭;二是这违反人权,是对性从业者权利的侵害,是暴政的体现。其实,这种评价,颇有些鸡同鸭讲的味道。那边禁娼的根源是什么?风俗道德次之,意识形态也次之,根本在于私人资本的支配权!性产业的根源,在于私有资本对性权利的支配,这是资本财富化与财富私有化的最主要体现。根据马克思的学说,自从产生私有财产与阶级分化,性交易就出现了。对面禁娼,根本上是否定私有资本对性权利的支配权,进而否定私有资本的合法性。以同一化的国有资本进行社会道德与意识形态的垄断。这也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禁娼的根源所在。
      ——1988年《私有资本的非法性综述》,李明睿,台湾省,文化部“复兴与统一”小组副组长,台湾新青年统一促进会干事


    刘西元(1917-2003)

    阶级斗争需不需要年年、月月、天天搞?不需要,因为它的涵盖面太广,很可能成为一种形式主义的面子工程;阶级斗争需不需要搞?需要,因为无论你承认不承认,社会存在阶级分化,有阶级分化就必然有阶级斗争。其实,这不是我们搞不搞的问题,而是你敢不敢、愿不愿面对它的问题。为什么过去我们敢搞?因为过去我们是被压迫阶级,我们反对统治阶级,反对统治阶级利用资本所有权进行资本镇压与掠夺的行为;为什么现在有的同志不敢搞?因为他们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镇压者与掠夺者;他们已经、或正在背叛无产阶级,转而向资本垄断者靠拢;他们已经在内部或外部重建了宗族式资本体系,开始为了家族与个人而进行资本积累……总之,他们已经越来越接近新的资本统治者,所以,他们不敢再搞阶级斗争了!
      ——1988年1月《在当前形势下的一些感受》,刘西元,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


    秦基伟(1914—1997)

    现在军内有没有问题?有!不只有问题,而且有很大问题!什么问题?明面上,是搞经营,搞三产,军区大院变成贸易公司,当兵的不扛枪,改做买卖了。实质上,是军内划山头、军区分派系,一个山头一个坑,自家坑里无法无天啊!老书记(指万里)说的对:自己山头怎么撑起来?要有钱嘛,没钱谁跟你玩?怎么有钱?搞买卖嘛,倒腾军需嘛,吃后勤嘛,搞这些个来钱快,那是其他买卖比不了的!就是这些个山头主义,让我们军内画地为牢、不务正职、空耗军需,也让我们没了当年的精气神儿。这些年搞轮战(指两山轮战),搞大比武(指1985年中原大比武),战斗力提高了吗?我看未必!各个山头都领着跑着做买卖,搞副业,指望底下的兵多厉害,这可能吗?该干什么,不干什么;不该干什么,牟足了力气干!这个鬼样子,日后中央有行动,指望谁?枪都锈了,党去指挥谁?
      ——1988年4月《军内的问题,需要认真对待》,秦基伟,云南军区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华北军事演习总指挥


    尤太忠

        现在谈西南那一仗(指1979年中越边境自卫反击站),在党内就不应该由太多忌讳。那一仗必须打,这个是大家的共识。不打仗,军内就无法清洗和控制,那么多二、三梯队上来的小头头们,就不会真心跟着中央走;不打仗,几大军区始终跟中央别扭着,像丁鹞子(指原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这些人,就会层出不穷;不打仗,老干部们就不会放心,中央的位子就不稳;不打仗,美国人也不会给我们松缰绳,大鼻子头(指戈尔巴乔夫)也不会明骂实夸地给咱们送笑脸——咱们是帮他抛掉越南人这个万年大包袱啊!这些个,党内要公开,不能都瞒着。党内没有民主气氛,到了关键时刻,党的战斗力就体现不出来。至于那些个人道主义卫道士们,不用去管他们,他们只会汪汪叫,成不了事的。“
        ——尤太忠,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原成都军区司令员,1987年11月《党内民主不是做给人看的》


    陈锡联

        咱们党内有渊源,军内有山头,这个不用回避,是客观存在。如果没有,他老人家(指毛)也不会大动干戈地整军、整党,自然也不会把人得罪光(全场笑)。
    有山头,但不能唯山头论,这时原则,否则我们就变成了军阀。宣传的时候,刻意避重就轻;但做战例总结,咱们必须实事求是,不能为尊者讳,也不要为死者讳。就拿东线(指1979年中越边境反击战的东线战场)来说,现在说许疯子(指许世友)是胡闹,是昏头,有没有同志反对?三个军,十几个师,六成机械化行军,大纵深突破,连人家一个完整的防区集团军都没兜住,最后搞了个交叉火力线(指东线停战时,双方火力接触区的情况),让人家打了几个反击。这打得什么仗?烂仗、蠢仗、糊涂仗!说句不好听的,当年和印度人也这么打,直接火线枪毙,也没人去喊冤!许疯子人没了,咱们不是揪住不放。只是拿来做个比方,让同志们知道,党内军内要民主,要实事求是,不要搞虚的。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该怎么骂就怎么骂。不让说,不让骂,都成了闷嘴葫芦,将来打起仗来,是要吃苦头的!“
    ——陈锡联,原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原沈阳军区司令员,原北京军区司令员,原国务院副总理,1988年1月《党内要让人说话,说真话》


    现在的危险,在内部,不在外部。外部的反对者,有些是敌人,有些仅仅是看不清方向的同志。但在内部,在我们当中,在这个屋子里,有些同志却有变成敌人的倾向。他们对组织的限制不满,对组织赋予的权力终将失去不满,对利用职务获取的利益可能无法保住不满,甚至对不能把国有资产正大光明变成个人产业不满!他们希望成为中国的资本统治者,成为中国的财阀领袖,成为中国的洛克菲勒。他们认为组织碍事了,认为只有借助自由、民主的名词,才能获得真正的权力。一句话,他们眼红了!
      ——1988年9月《请各位同志们认真思考》,欧阳斗,北京市市长助理


    王震(1908年-1993)

    局势很紧啊,不过没什么,天塌不下来,太阳照旧要升的。他们(指学生们)占理不占理?要我说,占理!从来学生都是要反官府的,当年我们这么干,如今人家也这么干,没啥不对。那我们要不要让步?不让,坚决不让!我们不是对学生不让步,而是对他们后边的那只手不让步。这是大原则。至于我们自己,要改,要坚决改。(毛)主席反派系、反家族、反族权垄断,如今都冒出来了。难怪人家骂娘!这要是不改,天理不容!
      ——1988年12月《不要怕,更不要慌张》,王震,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官方撒手的遗祸,在汉城一览无遗。强大的体操队失误连连,零落的小球项目渐入困境,田径游泳被被逼入死角……北京在1983年开始的放手政策,让中国在奥林匹克竞技赛场上,逐渐陷入被动,这是不可原谅的!奥运舞台,强者为尊,金牌等于全部!这是和平时代,国力的比拼,荣耀的较量,尊严的抗争。失掉金牌,不只失掉荣誉,更失掉了一个国家的尊严与民心。览美苏两超,白刃搏杀;欧日诸强,战不旋踵。唯我国家,丧城失地,此国家之耻,民族之辱,种群之惨祸!望在位诸君,以民族大义为念,勿吝于区区阿堵物。以财政供体育,以金牌设战略,扬吾国威于赛场,致吾国旗于顶峰!
      ——1988年12月《劝谕当政诸君书》,齐先勇,香港《文汇报》国内新闻版副主编,东南亚华人记者联盟理事
      【注:中国官方在1983年,宣布逐渐停止对体育领域的官方支持,减少财政对体育的投入,致力于“体育项目养体育人”的政策。1988年汉城奥运会,中国军团惨败,举国哗然,华人世界人心大痛。各地媒体强烈谴责官方的“紧缩战略”,要求“财政投入,举国支持,金牌战略,壮我国威”。至此,中国官方自我反思,拉开了奥运金牌战略的序幕。】

    贾春旺

    人要有所畏,而后能立世。人如此,党亦如此。我们畏什么?就当下而言:(广场上)坐在那里的学生,不需要畏,他们还是孩子,是我们的接班人,只是有些叛逆而已;那些戴眼镜的先生们也不需要畏,他们大都是理想主义的书呆子,科学发展还要靠他们;那些个上蹿下跳的幕后斗士们,更不需要畏,他们就是蚍蜉、小丑,捣乱都捣不好,更不会成事……我们要畏的,是我们自己!我们的有些同志,权力大了,可动用的资源多了,就开始反感组织约束了,开始幻想私有化自己当资本家了,开始想着自由竞选自己当大总统了!打着红旗反红旗,说的就是这些人,这些想把组织赋予的权力无限化的人!这些人,是我们需要畏惧的,也是我们必须消灭的。他们,只有他们,是我们的事业的最大的敌人!
    ——1989年5月27日《我们需要真正警惕的》,贾春旺,北京市委副书记兼市纪委书记,国家安全部部长


        “这不是一次军事行动,这是原则问题,同志们要清楚,再重复一次,这不是一次军事行动,这是原则问题!
    这是一次政治事件,我们只是去利用强制手段进行政治解决,这同样是原则问题。
    我们的敌人是有限的,不是说,谁坐在那里(指广场),谁就是敌人,不是的。
    敌人有可能坐在那里,但很少,坐在那里的,大都是被推出来孩子,他们是我们挽救的对象,不是要消灭的。
    敌人在后面,在他们自认为安全的地方指挥。他们在等,等我们出手,等孩子们被误伤,然后跳出来谴责,摘桃子。
    我们不会让他们得逞,对他们,我们不需要手下留情!”
    ——李连秀,原38军参谋长,原国家公安部党组成员,1989年6月《动员会上的讲话》


    罗志敏
    从苏联发生的事中,我们应该得出什么样的教训?我认为:首先,敌人在内,不在外。真正威胁我们事业的,是我们内部的那些渴望斩断组织监管、渴望窃取国有资产、渴望成为资本家的干部,是那些国有企业的领导、军工产业的头头、强力部门的负责人们,他们在感到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受到组织约束时,就会跳出来倒戈一击;第二,制度要健全,这不是说好听的话,而是为了我们事业的生存!只有健全的制度,才能将所有内部的野心家们,都置于组织的监管体制下,让他们没有机会实现野心,让我们的事业始终处于高度的安全状态;同志们,外部的威胁始终存在,我们从来不怕;内部的危险也长期存在,我们要严阵以待!
      ——1990年《我们当前面临的局势》,罗志敏,四川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中共四川省委纪委副书记

    吕枫

    这十来年,这些红孩子们(指中共高层的子女)确实很不像样子,很不像话。学生们当时的目标,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这个我们不要避讳。我的子女在干什么,在座同志们的子女在做什么,有几个当工人、当农民的?有几个靠工资过日子的?包括我在内,我们有几个能不为子女打小算盘的?……中央这回下决心了,都送出去,统统送出去。这个不会改了,已经定了,只有执行一条路。不管你红几代,不管你爹妈是神是佛,都送出去。你在国外花天酒地也好,酒池肉林也罢,你不能回来,更不能干预国内的政事。这是原则……现在重点是省部级,以后要往下走,有实权的子女统统要走,绝不能留在国内狐假虎威,中央有决心,同志们最好不要挑战底线……
      ——1992年4月《关于中央决议案的补充讲话》,吕枫,中共中央组织部经济干部局副局长,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注:1978年以后,随着文革期间被打压的党内老干部群体,相继平反,并回到领导岗位。在北京和全国各大城市,掀起来一股猛烈的“红二代、红三代”从商、从政潮,这在当时被称为“大院儿冲击”,又称“第三梯队提前上位”。整个1980年代,大量的“大院红色子女”充斥各个领域的资本积累前沿,制造了相当严重的负面舆论,成为历次运动中,学生、知识分子抨击的对象,并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反感。有鉴于此,1990年以后,中央经过反复调研,出台了“建议中高层领导干部子女出国留学”的内部决议,即“在尚未健全规范领导干部子女参政、从商条例,尚无法形成有效监管的情况下,尽量鼓励中高层干部子女出国留学、生活,以此避免其干预国内政治生活”。从此后,中高层干部子女出国生活成为常态,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这个阶层对国内政治运营的干预。】

    汪东兴
        “我这个人很笨,被人家利用了尚不自知(疑指邓);当然,和我一样笨的大有人在,如老帅(疑指叶),也被人家高高挂起来嘛……如今给那一位(疑指刘)办葬礼,好大排场,好大威风,这是比照宰相、王爷嘛,这时候怎么不说无产阶级作风了?狗屁嘛……打掉他的时候,一个个投票赞同,眼睛里就剩下空出来的位子。如今抖起来了,有权了,借给死人加封赏固位,要脸吗……”
    ——汪东兴,原中共中央副主席,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原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原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1980年6月23日《我无话可说》【注:1980年5月17日,中共中央为已故国家主席刘少奇举行追悼大会。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为“被平反”同志举行国葬级别追悼仪式,其规模之大、与会人员级别之高、受邀观礼者之多,为此后所罕见。】

    陈永贵

        “咱的这样的身份,在人家眼里,是不配在那里面(指人民大会堂)坐的,是猪八戒拱蟠桃,那是丢人带掀桌啊……咱虚报产量,咱祸害书生,咱瞧不起老干部,咱给社会主义抹黑……这都是咱的错,你们都对,你们都英明,你们都比他老人家(指毛)高明那你们早干嘛去了……什么愚民无识,你们跟着他老人家打天下的时候,有几个不是泥腿子!”
    ——陈永贵,原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1981年9月《接受文史资料编辑组访谈时的讲话》【注: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曾有刚刚平反的老干部,当着陈永贵的面,说“愚民无识,种地的也想管事”,引起陈永贵本人的激烈反应,甚至惊动邓本人。这一插曲,也就是后来在北京“第三梯队”圈子里,传播很广的“老汉闹宫廷”段子的起源。】

    宋任穷(1909年——2005年)

    最近这么高调(指1993年毛诞辰100周年时,中央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有几人是真心的呢?我看不多,群众真心的多,越往上边越少。这阵子风,多往军事上刮,不错,主席在打仗上是杰出的,这个你承不承认,都是事实。但主席之所以是主席,你后面的人,第二代、第三代……都取代不了,就不只是军事上的事情……主席在建国后,干了三件大事:一是彻底剥夺文人群体的特权,打破他们对舆论的垄断;二是坚决摧毁地方宗族势力与家族经济割据,让国法完全取代族权、族规;三是坚决打掉党内的资本集团,谁拉起山头来就整谁。这三点,是主席区别于历史上“定鼎中原”的各家皇帝的主要方面,不宣传这三点,却去纠缠于军事问题,可笑啊……如今路走得不稳了,需要主席这面大旗撑腰了,等哪天又站稳了,这面旗是不是就可以彻底丢了?
      ——1993年5月《在老干部座谈会上的发言》,宋任穷,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团长,东北局第一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

    李欣欣
    这是值得高兴的日子,但不用太兴奋。它回来了(指香港回归),至少是名义上回来了。不过人家政治、司法、行政自成一套,本质上就是和当年的租界没区别。这不是贬低它,而是有话直说。这种单方面的事实独立,再结合我们处于弱势的意识形态地位,最终只能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它发展的好了,是它民主自由、法制健全,抗拒我们干涉的结果;它发展遇到困难了,就是它自由受我们限制、法制被我们破坏、经济被我们拖累的结果。总之,无论回归后,它是好是坏,都极有可能把我们当作对立面,进行导向型攻击。我本人,一点也不看好两边能互利互惠地作为一家人过日子。
      ——1998年4月《回归后续发展的几点预测》,李欣欣,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院,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社会研究局副局长


    谁最恨大陆目前的体制?和大多数人想象的不同,并不是学运领袖们,不是所谓的帝国主义们,更不是那些民族分裂者们。没有目前的体制,领袖们就无法得到源源不断的外援,帝国主义们就无法为国民树立敌人,民族分裂者们就无法凝聚极端民意。这套体制,他们其实是最大的受益者。最敌视这套体制的,是那些体制内的、拥有决策权与审批权的、却被体制束缚不能把资本个人化的党内新贵们与重获权力的元勋们!毛用他的毕生精力,与试图建立党内资本垄断、地方家族垄断的人战斗,直到最后众叛亲离,被明曝暗贬地打入另类。如今,掌握着各种权力的元老们、新贵们,一方面借助体制威力谋求利益,一方面又憎恨组织的监管与限制,无时无刻不在试图瓦解组织体系,将巨量资本化合法化地私有。堡垒,永远从内部被攻破,这是古今中外永恒的真理。
      ——刘昆,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员、香港新马克思主义学会副会长,《受益者与反对派》

    吕正操

        "这些年搞得很红火嘛,百货大楼盖起来了,洋货也进来了,好像如今都是对的,过去都是错的嘛。我这个人,不合群,当年跟不上主席(指毛)的步子,如今也跟不上小个子(指邓)的指挥棒。年初,我去了趟广州,很好嘛,大产业都姓叶(指叶剑英)了!中央没给他留位子,就用下面的产业补偿,很有手腕嘛。
    去年去南京,军区也是一个铁桶,姓许(指许世友)了嘛。再往北瞅,山陕那一片,王胡子(指王震)给自己划拉了多少?好嘛,主席这个错,那个错,我看最错的,就是不让你们一个个占山头、当财阀嘛!小个子为了坐稳位子,封官进爵赏产业,把这天下都分封了,很好嘛!他老人家(指毛)在天有灵,不知会不会气得醒过来!"
    ——吕正操,原东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原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原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部长,1987年3月《让不让老同志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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